(原載於2012年1月號讀書好。雜誌上的印刷有錯誤, 把數期前出過的文章混在一起, 在此再登一次正確版本。)

世上有不少地方，因一些文學作品或電影而一夜成名，成為遊客追捧的目的地。不過，因為文學和電影取材而成名的地方，索性把地名也改成迎合大眾口味的名稱，大概就只有中國才做得出來。2010年，張家界南天一柱更名為阿凡達哈利路亞山（對比一下紐西蘭，他們沒有因《魔戒》而把自己的山水稱為中土世界！）；而早在1997年，雲南省政府宣佈，James Hilton的幻想小說Lost Horizon（中譯《消失的地平線》）中的虛構國度「香格里拉」就在迪慶藏族自治州，至2001年，國務院批准迪慶州府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就是這個「宣佈」和「批准」，中國的主權從此伸延到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去了。 

香格里拉來了

《消失的地平線》是1933年面世的作品，但到今天依然膾炙人口。James Hilton想像出來那個大名鼎鼎的理想國，在不同年代也令人神往。如美國總統的度假勝地大衞營，在1942年時就曾被羅斯福名為「香格里拉」，至1953年才被艾森豪威爾更名為大衞營。到1970年代，郭鶴年也以「香格里拉」之名建立他的酒店王國。相信James Hilton做夢也想不到其作品的威力無遠弗屆。

James Hilton是英國小說家，也是荷里活編劇，他的著作有二十多部，電影作品Mrs. Miniver更令他贏得1942年的奧斯卡最佳劇本。《消失的地平線》的描述手法也就如電影般，讓讀者緊隨四位在阿富汗被騎劫的主角，至飛機失事在西藏高原流落，發現了一間喇嘛寺，從而進入世外桃源。

今天看來，故事有點俗套，確是難以想像何解這部作品當年暢銷英語世界，甚至改編成電影和音樂劇。而更叫人費解的是，為何中國如此厚臉皮，成了香格里拉的代言人，更令《消失的地平線》成為雲南讀物（在雲南許多旅館，總有一兩本放在書架上供人借閱）？

雲南不是不漂亮，書中描述的雪山峽谷高原湖泊，它也有齊；大家熟悉的藏族圖騰如寺廟、經幡、瑪尼堆和身穿紅袍的僧侶，也沒有或缺。可是，這並非雲南獨有。香格里拉的正確位置一直存在爭議。James Hilton在書中有描述過主角乘坐的飛機被劫時在喀喇崑崙山脈的上空飛過，然後在崑崙山脈以西的西藏高原墜落。因此，中國的滇川藏區、巴基斯坦的罕薩山谷、甚至尼泊爾和不丹，也稱自己才是香格里拉。

要找出哪裏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並無意義，倒是由「香格里拉」的出現到現在這八十年間，仍叫東西方社會的凡人趨之若鶩，才是更為有趣的現象。

世外桃源的本相

曾到過美國麻省郊區一個由流亡藏人在山上開設的農場，附近有些由他們的支持者開設的商店，主題無不與靈修和「心靈雞湯」有關，而在四處飄揚的經幡之下就是“Free Tibet”的標語。不止這裏，在溫哥華、在倫敦、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在任何一個西方大城市，你也很容易看到，西方社會呈現的西藏文化，就等於寧靜、和諧、出塵、神秘、獨立於世。在傳媒的耳濡目染下，有時連藏人甚至是中國人也不知不覺對號入座（除了「獨立」這個特質，尤其對中國人而言）。

西方社會對「神秘的」西藏的嚮往，很大程度就是受《消失的地平線》和Cyril Hoskin於1956年寫成的暢銷小說The Third Eye這類作品影響而產生的。

不過，只要你曾到過藏區，或對西藏歷史有點了解，就會知道這片高原根本沒有多少安寧日子。但為甚麼這個扭曲的形象如此深入民心？

這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英俄的大博弈不無關係。英國於1904年入侵西藏，使其成為俄國與印度之間的緩衝區，以保護英國在印度的利益。根據Alex McKay的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 to 1947，英國人在此時發現，西藏高原的神秘形象，與中國和俄國截然不同，而神秘形象突出了這片地域的獨立身份，有助保持英國的利益。

英軍只是進駐了西藏，並未成功殖民，據密芝根大學的佛學和藏學教授Donald S. Lopez Jr.的著作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指出，由於西藏從未成為任何一個歐洲的殖民地，所以對歐洲人來說，又抹上了神秘的色彩。他指出，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要是一個人行蹤不明，就會說他去了西藏，這在當時是很時尚的說法。例如福爾摩斯的故事「空屋」中，他告訴華生自己死裏逃生後，「在西藏遊歷了兩年，常去拉薩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幾天為樂」。

由此可見，西藏高原的淨土形象，歐洲人的經營可謂「功不可沒」。有趣的是，中國現在是積極配合西方打造出來的「香格里拉」，全力發展藏區的旅遊。這片中國稱之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土地，偏偏就用上了給予西藏獨立形象的「香格里拉」作招徠。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在這片高原上，也是各取所需。而對遊客來說，要來朝聖一睹書中香格里拉那座神奇的喇嘛寺的人間倒影，無論是中甸的松贊林寺或德欽的飛來寺，還是拉薩的布達拉宮，盛惠百元。香格里拉，明碼實價。

最近我才發現自己有一個創舉，就是沒有交過電費，用電量少得甚至連政府給每戶的電費補貼金額也沒用完。跟許多朋友談起，大家也認為這是城市奇談。其實只要選用有能源效益的節能電器，再加上沒有過度浪費，不用太刻薄自己，還是可以過著挺舒適的低碳生活。

燈光背後

可是，作為一個家居用戶，最近愈想愈不對勁。無論我個人如何節能，似乎還是難以逆轉地球氣溫愈來愈高的命運。尤其踏入12月，香港散發濃濃聖誕氣氛的時候。其實，香港的聖誕來得愈來愈早。早在11月初，維港兩岸的聖誕和新年燈飾已亮起，各大商場也有閃閃生輝的聖誕裝飾，銅鑼灣時代廣場和尖沙咀海港城等人流量甚多的娛樂購物熱點，更是長期不夜天，讓人根本無法分辨白晝與黑夜。

這一個又一個發熱發亮的燈泡，加上節日的喜慶氣氛，讓人無法聯想到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召開被譽為人類拯救地球最後一次機會的德班氣候峰會。會議將於本周五結束，而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8月時推出的《紓緩氣候變化：從樓宇節能減排開始》公眾諮詢文件，也很「應節」地在兩天前結束諮詢。香港人對於這場關乎人類命運的氣候之戰，是「處變不驚」？還是有所承擔呢？

德班氣候峰會，各界也不看好，要各國定出具法律約束力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協議，困難重重。《京都議定書》雖於2003年已適用於香港，但由於中國不屬於議定書附件一所列的國家（已發展國家），所以沒有外交的香港也可逃過減排責任，不用遵守在2008至2012年間，把排放量降低至比1990年的水平少百分之五。

不過，香港這幾年間，在民間、商界和政府自願的情況下，也有好些減排措施；可是，大規模和強制性的減排方案卻遲遲未出爐。而可持績發展委員會推出的《紓緩氣候變化：從樓宇節能減排開始》公眾諮詢，雖是姍姍姍來遲，但總算是再踏出了一步。

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多來自建築物（佔總排放量的六成），而建築物的耗電量則佔全港總耗電量的九成。因此，去年制定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於明年開始全面實施，可說是香港履行減排責任踏出第一步。不過，條例中有些節能措施仍容許業主自行決定是否執行，而現有政策也沒有誘因鼓勵執行，這種自願性的做法收效有多大，一直為眾環保團體質疑。

至於剛截止的樓宇節能減排諮詢文件，可持績發展委員會已經提出多項節能建議，包括淘汰鎢絲燈泡、擴大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簽計劃的範圍、還有牽涉許多利益集團的改變電費架構問題。

電費與減碳

一講到電費，遙遠的氣候問題就變得很實在切身了。電費架構是計算用電量收費的方法，一般人也會認同多用多付的累進收費原則。但以香港最大的電力供貨商中電的收費方法為例，住宅用戶和中小型商戶是累進收費，而大用電量的商業用戶則是以累退制的模式計算電費，簡單來說，就是用電愈多，電費愈平。

全港有三分二溫室氣體由發電產生，而商業用電佔全港用電量七成，十年間的用量更急升三成。也就是說，無論我等一般市民本身如何節能，也無法彌補商業用戶的耗電量，即使住宅用戶的用電量有減少趨勢，香港的總耗電量還是不跌反升。

香港的商廈和商場燈火過亮和空調過冷，一直為人詬病。政府未有定下明確的減排目標，再加上受惠於累退制，實在沒有節能的誘因。中電雖有八成多的客戶皆以累進制收費，但據綠色和平的推算，享有特惠的「大量用電價目」及「高需求用電價目」客戶，雖僅佔整體中電客戶的0.19%，但卻耗用全港近42%的電量。可見，如不改變現有電費架構，無論小市民如何節能，根本無法達到減排的效果。

諮詢文件建議把電費架構改作累進收費，實屬美事。可是，身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的陳智思也承認，此舉牽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現屆政府基本上不可能完成改革，唯有期待下一屆政府牽頭完成。以政府行事的效率，也就是說，徹底的減排遙遙無期。

香港政府也有提出為應對氣候變化，使用核電的比例由現時的23%，提升至2020年的50%；而中電也計劃在清水灣以東海面建67颱風力發電機，發展可再生能源以增加電力供應（然後再加電費，預計市民每年要多付2%電費）。當一切以潔淨能源為包裝時（但核能既不再生也不潔淨，福島的陰霾也清楚證明這點），為什麼沒太多人質疑，香港根本不用增加電力供應，而只需要改變現有的電費架構，鼓勵商戶節能，就能真正轉型發展低碳經濟？

(原載於2011年11月8日BBC中文網)  打從去年六月政改方案，令民主派內部分裂，引致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兵敗如山倒，完全是意料中事。

民主本來就是要尊重多元聲音，百家爭鳴。可惜，現在民主派是自相殘殺。民主黨、民協和公民黨等歸咎同屬民主派的人民力量的狙擊。雖然點票結果顯示人民力量狙擊與否民主派也會大敗（不過也有不少人因厭煩泛民內訌而拒絕投票，影響選情），但在心理上和實際上也令民主派分崩離析，要在明年立法會選舉重整旗鼓，困難重重。

高投票率＝民主意識提升？

這次投票結果推翻了一個定律，就是高投票率已不一定對民主派有利。

今屆的投票率有41.1%，已超了上屆的紀錄。這給人一個印象，好像香港人的民主意識已提升，盡了公民權利和責任，以選票為自己和社會爭取權益。

事實當真如此嗎？有一點不能忽略，就是今屆「無機會投票率」也創了新高。今屆區議會選舉共有76 個議席自動當選，較上屆（2007年）的41 個多出八成半，大部份自動當選議席也是建制派的囊中物。

41.1%的高投票率，是扣除所有自動當選選區的選民人數而得出的。所以，根據信報紀曉風的計算，真正的選民人數是不升反跌，因基數減少，即使只有和上屆相同數量的投票選民，已足以推高總投票率。

建制派自2003年區選滑鐵盧後，已摸清選舉遊戲的規則。多年來，建制派不斷擴大地區工作和動員能力，鞏固鐵票基礎。自動當選的議席和鐵票愈多，就表示真正能令參選者忐忑的選票愈少，那可預期的結果就愈清楚，選舉制度監察政府和從政者的功能就愈低。再加上建制派今次採避戰之策，候選人拒絕出席選舉論壇，只求議席而無視選舉過程，對民主進程根本沒有幫助。

人權法治vs實利主義

與此同時，公民黨就其在外佣居港權司法覆核案和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的立場受到政敵夾擊，明知形勢不妙也堅持「寧輸議席不輸黨格」。可是，要參與詭譎多變的政治遊戲，並不是高舉法治旗幟站在道德高地那麼簡單。

兩案涉及的正是香港人最關心的議題──民生和經濟。要是有人危害了香港人在這兩方面的利益，他們就會被標簽成「出賣香港人」。

公民黨因其成員以個人執業大律師身份在外佣居港權案中為外佣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以及在前陣子入稟法院煞停了中央催促要盡快興建的港珠澳大橋，令政府敗訴，成為「禍港殃民」的罪人。

要捍衛人權和法治，相信在任何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也不會有人反對。可惜，民意很清楚告訴大家，香港人關心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大部份香港人仍是政治冷感的，有些則是在不影響到自己的利益時才會有政治良心。所以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可以照去，但若是大家深信「數十萬外佣湧港來搶飯碗拿福利」，大橋工程延誤有損香港經濟時，那港人就會以社會不能負擔為由，要求人大釋法去剝奪別人的權利。

公民黨看到的香港核心價值是人權和法治（這需要一些過程才能彰顯）；建制人士認為捍衛港人利益才是核心價值（這往往是結果，捍衛的過程如何並不重要）。這次區選結果，可看出香港人願意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放棄一些法治、人權等基本原則。

中產：民主還是民粹的支持者？

選舉也反映了一個局面，中產並非完全是民主的支持者，他們也可以很民粹排外。

這可見諸於許多港人對外佣居港權問題的條件反射：他們生怕外佣獲得居港權，卻沒有反思過問題正是源於現有的政策不公。凡任何團體黨派，把外佣看作假想敵並反對他們來港定居的，都很容易獲得港人支持。市民卻沒有進一步思考是誰奪去社會上大部份資源，是什麼勢力令高地價政策和長工時環境得以「合理地」延續。

他們許多寧願去反對比他們更弱勢的社群，而非對強大財團說不。畢竟只有前者，才能令人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自己為社會爭取了什麼，而且不費分毫力量。

別以為這些人都是香港的基層市民，只要你登上親子王國這個深受香港中產家庭歡迎的家庭交流平台，你就會發現，除了交流育嬰廚藝、為子女選校外，近日的話題當然離不開區選了。當中的留言盡是對民主派的謾罵，和對外佣的仇視。更有人自詡對政治一無所知，只要不站在外佣一邊就會支持那一邊。

這情況，就如時事及文化評論人陳雲所說，香港市民缺乏政治是非觀念。他認為，要打破這個長期形成的僵局，只能靠關鍵少數（critical minority）取得民意授權之後才能改變。

可是，這少數人往往被所謂大多人標簽為「一小撮生事分子」，破壞社會和諧；而香港的下一代，有親子王國這班「怪獸家長」，要扭轉乾坤，恐怕不甚樂觀。

(原文載於2011年10月號讀書好) 在倫敦大英帝國戰爭博物館的珍藏中，有一份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展品，怎也不能令人聯想到它和英國經歷甚至發動的戰爭有何關係。這東西由不同的紙張釘裝而成，有宣紙、印有紅十字會標誌的通告紙、還有更多的是廢紙。紙上滿是舊式打字機打出來的字，教你如何製作沙律、甜品、中式小炒、意大利粉和法式豬肝醬等等。這不是為軍人而設的營養餐單，而是一本食譜。但誰會在戰爭時期有這種大想頭，滿腦子大魚大肉，教人如何準備一頓窮奢極侈的盛宴？

以廚藝對抗命運

要是你讀過現任英國財相歐思邦的妻子Frances Osborne的處女作Lilla’s Feast: One Woman’s True Story of Love and War in the Orient，你就不敢妄下判斷了。她筆下的Lilla，正是她的曾祖母，也就是那本食譜的作者Lilla Jennings Howell Casey。那些用廢紙寫成的食譜，是她在1942至1945年間，被關進山東集中營時寫成的。

單是「集中營」三隻字，已令一本發黃的食譜變得沉重。

Frances Osborne為了重構其曾祖母的一生，除了翻開家傳的書信和照片，到大英圖書館的東方及印度特藏和戰爭博物館收集家族歷史的檔案外，還拜訪四散世界各地的親戚，以及來到其曾祖母的家──中國。

如書名的副題，這是一本傳記，一本關於一個名不經傳的英國女子的東方歷險記。雖然副題用上了“Orient”這個字，但別以為這是一本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傳記。事實上，Lilla是名副其實的「山東婆」，她和她的孿生姊姊於1882年於芝罘（即煙台）出生和成長，其父母則是第一代來到山東淘金並落地生根的英國殖民者。這名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至一百歲高齡才去世。她一生的足跡，就是上兩世紀英國版圖的縮影──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也有她的居所，不管她喜歡與否。

全書以Lilla的看家本領──廚藝，貫穿她在帝國的殖民時代、兩次大戰和國共內戰時，作為女人所面對的挑戰與哀愁。Lilla不是甚麼歷史巨人，她只是大時代中的小女人，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淑女，受的教育是要成為好妻子。於是，嫁夫從夫，國家大事就交給她那些擴展帝國版圖的丈夫們。

當學生、記者和社運人士高呼捍衛自由，以遊行、示威和請願等行動證明港人對自由的執著之際，有沒有人真的問過一句：除了在重要時刻如六四、七一外，香港人何時會再走前一步，不單止是「捍衛」自由，而是真正的「實踐」自由？

由捍衛自由到發揮自由的力量

捍衛只是最基本的防線。「自由」本來就是基本人權。真正善用自由的人，會培養出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從而開拓更廣闊的視野。但在香港這片號稱中國最自由的土地上，卻越來越似奢侈品──只因奢侈，才需要捍衛。

八一八之後，專上學生聯會向各大學校長發表公開信，要求各大學承諾捍衛大學自主，而數間大學也發表聲明，表示會維護學術自由。

這些站在道德高地的聲明和響應，永遠不會錯，關鍵卻是如何實踐，而且不單是校方，還有學生。當自由受到衝擊，有學生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捍衛基本人權，其情操誠可貴。

可是，我們為什麼總待自由受到踐踏而快將失去之際才熱淚盈眶地站出來？而在集會之中漫罵之聲又比理性的討論和批判更為兇狠。平日在校園內，學子們除了最擔心GPA過不過3.0、履歷上有沒有遊學體驗等可在職場增值的東西外，他們有沒有充分發揮大學的核心價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學術、自己的人生、甚至對整個世界作出理性的辯論和思考？

資深傳媒工作者張翠容就在自己的專欄中指出了一個客觀的現實：在校園內，嚴肅的講座總是不叫座，除非講者是政經或娛樂界的「明星」，如少女模特兒周秀娜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才能座無虛席。這本應體驗了大學雅俗共賞、有容乃大的精神，但現實是，更多時是大家一睹明星風采後，就人去樓空，再無更多的思考和討論。

此外，張也提到一個香港人普遍患上的疾病，就是「偏視症」──中國權貴的一言一行動輒得咎，而對西方的權貴沒有同等的批判能力。比如同是香港大學金主的李嘉誠和索羅斯，他們同樣具爭議性，可是傳媒和學生對他們的態度和待遇就有天淵之別。

沒有全面的批判思維，不止是學生的問題，這反映了培育社會棟樑的大學、甚至整個社會也有根本性的缺陷，令我們享有自由而無從全面發揮它的作用。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學

大學的發展方針變得急功近利是不爭的事實。以事件主角港大為例，現今的最高管理層幾乎沒有人文學科的學者，而早在2006年文學院重組也令人文學科被切割得遍體鱗傷，當時就有「變相殺系」的聲音。五年過後，今天形成了商學院、醫學院和法學院這些傳統而來最賺錢（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未來的出路）更強勢，文學院形同虛設。大學即使在亞洲排名經常名列前茅，也難以如西方的文理商兼重的傳統名校一樣能成為引領世界思想潮流的先驅。

此外，學術自由還要講求氣節，可在不受任何權力影響下有自由追求學問。香港的大學，若與內地各大學相比，相對較少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這道防線其實也岌岌可危。

另一名資深傳媒工作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在信報撰文指出：「革命者取得政權之前一定要滲透大學，之後還一定要顛覆大學，不然不能改造社會，鞏固統治」。

於是，除了有2000年港大民調風波（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助理路祥安透過港大校長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施壓，要求停止有關特首及政府的民意調查）外，回歸前後，各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當上全國政協（但現任港大校長徐立之仍未進身政協），擠身權力機關之列；今次李克強更指明要送禮給港大（可沒有人深究為什麼只有港大受惠？），由中央設專項資金每年讓香港的龍頭大學一千名師生到內地進修，而港大亦沒有拒絕這筆捐助。

這些舉動，令人不禁要問，大學的風骨哪裏去了？校長們一一向權力靠攏、權貴的捐款也勿圇吞棗地收下，「自由」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交換的籌碼。

大學可說是城市的靈魂，現在有什麼大學，將來就有什麼社會棟樑。說得浪漫一點，一百年前，香港這片自由之地（還有港大的前身西醫書院）孕育了孫中山，繼而改變中國的命運；而今天，香港仍是中國最自由之地，但我們可有再次影響中國的胸懷？若我們仍把「自由」當成寶物收藏，只在有人想奪走的時候才挺身而出，而無法將之變成長存的人文精神──對國家和世界也有人文人道的關懷──則我們的防線，終會有被攻破的一天。

在忙得不可開交時, 我通常想也不想就會去大家樂醫肚。

昨晚又去了一回大家樂, 要了一客最沒創意的焗豬扒飯。

坐下來, 看到斜對面有個九、十歲左右的肥妹, 兩手空空, 望著兩米遠的餐桌。

原來, 她的菲傭拿著一盤鐵板餐, 在另一張桌子上把醬汁倒在鐵板上, 生怕彈出來的汁液濺到小主人, 也生怕冒出的「濃煙」攻到小主人, 等到「煙消雲散」之後才端到小主人面前, 還為她一刀一刀把香腸牛扒砌開。

現在的孩子真沒福。

還記得小時候, 到大家樂吃鐵板燒是一件大人細路也很開心的事。那個年頭, 吃鐵板帶有點獎勵性質, 例如默書成績好時, 娘親就會獎勵我們吃大家樂鐵板餐。而每個小孩最滿心期待的一刻, 就是那塊鐵板就在自己眼前, 然後看著醬汁衝下去,「渣」一聲, 煙霧彌漫。

那一刻, 每個孩子臉上都是笑容, 有的還會「嘩」的一聲叫出來。那「渣」的一聲是關鍵, 是鐵板餐最出神入化的地方。對成年人來說可能沒什麼意義, 但對小孩來說, 聽到食物會發出聲響, 看到食物像魔術般於剎那間冒出濃濃的白煙, 不開心怪叫才怪! 當然, 那一口又一口香濃美味的肥肉, 也叫小孩子吃得份外高興, 管他健康不健康。

現在呢? 是父母以安全衛生為由, 剝奪了孩子們感受吃鐵板餐的樂趣, 還是小孩們已不覺得那個冒煙過程有什麼值得高興? 對那肥妹來說, 吃鐵板餐不是獎勵, 而是父母還沒下班, 於是由菲傭帶她去大家樂吃堆香口的肉來補償。吃鐵板的目的和性質, 已和我們的童年很不同了。

不久, 我身邊有個肥婆來搭檯。她坐下, 就叫著一名也是年約九、十歲, 正在走向食物領取處的四眼仔:「仔呀仔, 隨便幫我拿一杯清水。」

片刻, 四眼男童當真端著食物和一杯清水回來。我忍不著和肥婆搭訕:「你個仔, 好乖!」

這個年頭, 這樣主動去自取食物, 不讓父母代勞, 甚至讓父母先坐下來的小孩, 或是沒把孩子當成皇帝仔的父母, 同樣是稀有動物。

不過, 當中有一個不變的真理, 就是肥人總是先坐下來的一個。

(原載於2011年7月26日BBC中文網) 香江一年一度的文化盛會香港書展舉行得如火如荼期間，一間位於中環的老牌二樓兼二手書店，仍是敵不過地產霸權，被迫遷了。

這間曾被多家國際傳媒選為香港最佳書店之一的二樓書店，與香港許多獨立經營的書店一樣，因承受不住高昂的租金，或因市區重建，而面對迫遷的命運。

人文風景只能藏於陰暗角落

二樓書店可說是香港獨立書店的特色，地鋪高昂的租金令書店被迫走上二樓，而且通常藏在破舊樓宇之中。進入書店之前，你可能還要經過一些理髮店和色情場所，沿著髒兮兮的樓梯拾級而上，才找到鬧市中的一片人文空間。

但二樓的租金很快又令書店吃不消，於是愈搬愈高，有的甚至不能原區安置。

能夠在香港的地面光明正大地生存的書店，有幾個特徵──一、連鎖經營；二、雜誌遠比書籍的數量多，走進去你以為是一個有空調的報攤；三、店員對書籍沒有深厚的認識。

被迫遷的二樓書店老闆林森感慨地說：「很多連鎖書店，是以鞋店的運作方式去經營。店員對書籍沒有感情，也不了解讀者需要。這樣的情況難以培養出閱讀的氣氛。」

這也許解答了為什麼香港書展雖然成為中台兩地爭相仿效的對象（尤其是人流和營業額），甚至有成了書業界「龍頭展」之勢，但在愛書人之中仍然有人不滿。

專業會展vs文藝活動

說句公道話，今天剛結束的香港書展，已沒有如過去兩年般出現被「靚模」騎劫的情況，主辦單位貿易發展局成立的文化活動顧問委員會也真發揮了效用。今年書展有三百場文化活動，請來兩岸三地甚至海外的重量級作家。另外，書展還設立文藝廊，展出文學巨人的手稿和照片，還有為本地年度作家西西的著作而設的展覽專區等等。每個展覽，文學養份相當高，絕對值得駐足細看，而且展覽場地與主場館相當接近，可看出主辦單位的誠意。

但是，當這樣的展覽與旁大的零售活動結合，再遇上一百萬人次的到訪者，魚貫的人群把展覽淹沒，當中的文學養份也難以發揮作用。

若把書展單純看成展銷會，在許多方面它是相當成功的。更有趣的是，只要你翻開中國大陸報章看看，或在現場問一問內地訪客，他們大都對書展讚不絕口──無論是交通安排、人潮控制、休息點安排，都很人性化，還設有廢紙回收，一盡社會責任；工作人員有禮貌、效率高、還安排遊客購票專櫃，可見會展團隊相當專業；不可不提的，就是香港書展可找到內地買不到的絕版書或禁書──這些都是香港的優勢。

如此讚美之言或香港優勢，其實可套用在香港任何一個會展活動或任何可發揮「香港作為三地橋樑」的角色的地方上，而不一定是書展。所以，我們的書展是在專業會展的籌辦和最根本的出版自由上取勝，而不是更深層次的文化素養。

再看數字：今年的展期延長至一星期，入場人次幾乎達一百萬，即有約七分之一的人口參與書展。《獨立報》形容，這已成為香港一個社會現象。

書展、獨立書商與地產霸權

這的確是一個社會現象。就如多年來不少人所說，真正的愛書人不去書展，去書展的，都是一年只買／看一次書、去湊熱鬧的人。這個入場人數，大體反映了沒有恆常閱讀習慣的人，比書的數目還要多。

還有，只要你一進入主場館，就見到各大連鎖書店和出版集團佔盡最有利的位置，四周貼滿折扣告示，聽到售貨員聲嘶力竭的叫賣聲，獨立出版社或書店只能藏在這些巨型書商的背後。

另一道可能是香港書展獨有的奇景，就是不少人攜帶行李箱入場「掃貨」。如此菜市場的情景，確是叫一眾愛書人又愛又恨。

香港一間獨立出版社的負責人鄺穎萱年年罵書展，但年年也來參與，為什麼？她說：「我們負擔不起開設書店，書展就成了重要的平台，讓我們直接和讀者見面。」但她也指出，大型書商佔的攤位面積之大，令小書商在場內面對的競爭很烈。

而且，香港書展是零售、版權交易和文化活動共冶一爐，小書商人手不足，單是應付其中一項已疲於奔命，再加上本來已高昂的攤位租金今年再度上漲，不少書商唯有以主流暢銷書為號召，並以速銷去封蝕本門，情況與場館外的書店面對租金壓力一樣。

書店老闆林森說，最理想的情況，是用低於市值的租金去經營書店，才能令獨立書店有生存空間。這不是慈善，而是香港的市值租金已去到完全不合理水平。

無論是獨立書店還是獨立出版，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個性，這也是其可貴之處──售賣／出版不同的書籍；規模不用太大，可滿足小社區和主流文化以外的需求；還有，有開闊的空間（不論是實質的空間還是言論空間）讓人交流。這是人文的土壤，可惜，無論是書展裏外，個性這東西，在不合理的租金和連鎖式商鋪的圍攻下，成了奢侈品。

儘管有人擔心電子書有一天會取代實體書，書店最終會被淘汰，但在這天到來之前，獨立書店，還有一個城市的個性，恐怕已被地產霸權壓得苟延殘喘。

自從我的「榻榻米俱樂部」開幕後, 幾個月來積存了不少酒樽。

過去幾年我也有收藏一些好看的酒樽, 但現在酒樽已堆積如山, 到達不能不處理的地步。

本來我大可通通丟去垃圾站, 讓玻璃樽去堆積區受死。

但又不忍心。好端端的一個瓶子, 盛過上好的美酒, 下場竟是如斯淒涼, 實在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可是, 街上的回收箱永遠沒有回收玻璃。於是, 上網找找, 只見有個匡智會有回收玻璃樽的服務, 玻璃會變成環保地磚。

我的「俱樂部」積存下來的瓶子已有五至六打, 數量雖不及酒吧, 但也不算少。打電話去匡智會, 他們卻說只回收商戶的玻璃樽, 家居的因種種理由暫時無法收回。我死纏難打, 說我真的有不少樽啊, 分分鐘多過你個回收箱, 而且全已洗淨, 大廈門口可停車 大廈有電梯, 要收樽, 無難度。於是, 負責人要我把有關資料(不就已全在電話說個一清二楚了嗎?)電郵給他, 他們再跟進。當然, 跟進=沒有下文。

我再在他們的網頁找找, 看看最近的回收點在哪。離家最近的那個回收箱, 就在某私人屋苑中。今天吃過午飯沒事做, 走過去看看。我在整個屋苑走了一個圈, 不要說沒有玻璃樽回收, 連其他回收箱也沒有。

於是, 問問屋苑的保安員, 他說, 回收箱都在二樓平台, 要坐電梯啊。

但電梯是在私人屋苑的範圍, 別說入電梯, 不是住客連大廈門口也不能進!

我和保安員說我只是去掉垃圾, 他感到奇怪, 但還是讓我進去。

到了二樓平台, 玻璃回收箱有是有了。我逐一打開來看, 不出所料, 加起來也不及我家的多! 奈何手只有一雙, 我只能把手上的幾個瓶子放進去。

連膠樽咁cheap都有人收, 點解收返個玻璃樽, 咁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