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2012年4月17日BBC中文網)

 如果說男女關係是香港許多問題的縮影，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過去兩星期，香港幾件由網民揭竿起義引發的事件，把本來看似不痛不癢，卻暗湧處處的問題，揭露在陽光之下，由兩性關係到社區民生，甚至是老掉牙的中港鴻溝，「深層次矛盾」無處不在。最教人悲哀的，是香港人自己一次又一次自主地放棄自主。

港男與盛女之爭

近日電視真人騷節目「盛女愛作戰」引來全城話題，牽起的是又一場的港男港女之戰：一班年過三十的未婚女性，走上電視節目尋覓伴侶，給所謂人生教練、美容師、整容師、戀愛顧問等一堆披著「專業人士」外衣的人指指點點（而不是指點），終極目標是要成為贏家── 找個男人來拍拖和結婚。換句話說，單身就是懲罰。節目過程中，女士們給以上「導師」奚落，他們要求參加者把自我放低，給調教成兩個標準形像──可愛女生或是性感尤物，但兩種形像的本質一樣：要裝低智商、懂說謊、溫馴體貼、但要懂耍手段。

有參加者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即使明白這種做法的虛偽和膚淺，但仍願意接受形像改造，皆因她深信，即使港男經常批評港女的不是，最終仍是選擇港女為對象。

反觀從前，單看演藝明星──沈殿霞、朱咪咪、吳君如、余慕蓮，燕瘦環肥，美的醜的，都能獨當一面，與美的標準「香港小姐」可以分庭抗禮。那個年代的女性，大都很懂得自愛，「肥姐」沈殿霞沒有刻意去減肥，以飾演醜婦人而知名的余慕蓮也沒有去整容。不當鍾楚紅張曼玉，也能以長青綠葉為榮。今天呢，美女只有一種，燈箱廣告中的千人一面，你永遠也記不著他們的樣貌。其他不標準的，都可歸類為「豬扒」。

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識，敵不過鋪天蓋地的整容瘦身廣告。最後，許多人還是自願選擇跟著洪流走，這條路不見得最安全，但肯定最擠擁。

地產商與小市民之爭

審美標準單一化雖屬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再放大一點，看看我們的社區和生活空間，也是潮向單一的模式發展。

擁有全港公共屋村商場的領匯，二月找來明星宣傳旗下商場，並推出飲食指南《我們的尋味時光》，欲以地方美食讓公眾細味集體回憶。這個大打懷舊和溫情牌的活動，卻被廣大市民視為貓哭老鼠假慈悲，再牽起一片反領匯霸權的抗議聲。宣傳活動最終變成公關災難，領匯以避免影響社會和諧為由，於上星期腰斬活動。

七年前，領匯從房委會接手經營全港公共屋村的商場，把服務基層市民的屋村商場私營化，多年來已因租金大幅上升而令許多老字號小店結業；取而代之的店鋪、超市和餐廳，均屬連鎖經營，其中尤以旗艦物業樂富廣場最為誇張，近八成商鋪也是連鎖店，連鑽飾店和纖體中心都可見於這昔日服務基層的商場。

房委會時代的屋村商場，小店林立，店鋪的經營目的，不是要賺取最大利潤，而是為市民提供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選擇，也為社區提供就業和經濟收入。而現在呢？尋味時光活動推出之前，領匯的公眾形像早已破產，市民對之的集體回憶，是瘋狂加租，把小商戶趕盡殺絕。現在，領匯又試圖販賣小店風情，難怪全港市民同聲斥之無恥。

這次勝利，看似站在小市民的一方，但卻無助小商戶對抗大地產商。再算一算舊帳，當初是誰支持領匯上市，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的？七年前，立法會三大政黨和一眾功能組別議員投下贊成票。市民也因人人有份抽新股、中簽必賺而處於全民亢奮狀態。相反，千方百計阻止領匯上市的幾位議員被冠以「阻人發達」的罪名。今天看來，誰是誰非大家心知肚明，香港人自己引狼入室，換來是今天的惡果。

繁簡之爭

說到底，是我們自己先放棄了自我去迎合別人，然後是放棄了社區的本土性，再推而廣之，連我們自己的語言也快要失守了。

月初，某法國時裝品牌在香港開設餐廳分店，餐單上只有英文和簡體中文，食物用詞均不是香港常見詞匯，而是內地用詞。餐廳也許意想不到，一紙餐單竟然可以觸動港人的情緒，令網民口誅筆伐，政黨到場抗議。港人被歧視之嫌所引發的情緒，將由來已久的中港矛盾再一次引爆。餐廳見勢色不對勁，也迅速向公眾道歉並更換餐單字體。而繁簡之爭所引發的餘波，仍見於不同報章專欄作家以及網上著名博客之間的筆戰。

上述餐廳並非設於旅遊旺區，餐廳也尚且棄正從簡，你可以想像，那些旅遊熱點如山頂、尖沙嘴和銅鑼灣，不少廣告和告示其實再見不到香港人常用的正體字。為什麼連住宅區的餐廳也棄正從簡？我們真的需要如此迎合別人嗎？

反觀海峽彼岸，去年台灣將開放中國大陸旅客個人遊之際，總統馬英九下令將政府網站的簡體版本關閉，並呼籲民間不需要為中國旅客提供簡體字菜單或說明，以維護中華文化領航者的角色。

雖則說馬英九此舉在當時有為大選爭取選票的意圖，但這宗舊聞如今卻在香港瘋傳，香港人，除了懂得羨慕台灣外，是不是還要幹點什麼，取回日益失去的自主？

(原文載於2012年4月讀書好)

九十年代，西方社會響應昂山素姬呼籲杯葛去緬甸旅遊，令緬甸成為備受爭議的目的地。市面上幾乎只有Lonely Planet有出版緬甸旅遊指南，為千夫所指，於是要在書中用了洋洋十四頁說明出版原因，「教育」遊客如何避免消費落入軍政府的口袋，令當地人真正受惠。

身為亞洲人，我慶幸我們沒有這種「白人的包袱」和虛偽。要執起道德尺來量度的話，往同樣血跡斑斑的中國和北韓旅遊，不見得比去緬甸道德，但各式各樣的中國旅遊指南卻行銷榜首，北韓也很自然地在南韓旅遊指南中佔一個章節，那為甚麼偏偏就是緬甸去不得？

不過，自昂山素姬於2010年再度獲釋，加上最近由楊紫瓊主演的《昂山素姬》，多少也牽起一片緬甸熱，令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再次走進遊客的視線範圍。

奧威爾的命運三部曲

去年底首次踏足這個國家，手裏捧着的，除了旅遊聖經外，還有喬治．奧威爾的小說Burmese Days（中譯《緬甸歲月》）、一本有關緬甸的「雞精書」和由緬甸長頸族人寫成的自傳。
　
《緬甸歲月》是奧威爾的第一部小說，於1934年出版，講述了緬甸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最後歲月。到廿一世紀，這部小說是在緬甸境內唯一隨處可買到的奧威爾小說，無論是路邊攤的老翻，還是書店內的正本，這本涉及到廿世紀初的民族隔閡、衝突、殖民主義題材的小說，到今天彷彿成了推銷緬甸的生招牌。

有緬甸人甚至覺得，《緬甸歲月》再加上另外兩部在緬甸被禁的奧威爾經典作品《動物農莊》和《1984》，就是緬甸的命運三部曲，反映了緬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2004年，化名為Emma Larkin、長居亞洲的美國記者，就以奧威爾為噱頭，寫成暢銷的紀實和旅遊文學作品Secret Histories: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a Burmese Teashop。至今年三月，台灣終於出版了中譯本《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

作者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緬甸文，自1995年起多次訪緬，並沿着奧威爾在緬甸當了五年帝國警察的足跡，在緬甸上山下鄉對號入座，與各行各業的人甚至是政治犯交談，拼貼成一幅緬甸的浮世繪。

本書是在短時間內了解緬甸政治和社會的「雞精書」，也是一部出色的旅遊文學作品。作者鉅細無遺地描述了當代的緬甸面貌，即使與今天的緬甸比照，仍是真實無比：地上的檳榔殘跡、男子穿着的傳統長袍、破敗但仍見昔日氣勢的殖民地建築、還有茶館裏香濃的奶茶，而就是一杯又一杯的奶茶，令作者在陣陣茶香之間聽到了緬甸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望。

書中指出，部分緬甸人稱奧威爾為先知或Eric叔叔（Eric是奧威爾的真名）。作者在書中對照他的年代與現在的變化，照出了過去的殖民與現在的高壓，就如其《動物農莊》和《1984》的預言，令社會是非顛倒，滿天謊言。雖然有些對比過於刻意，但作者對緬甸民生社會的關懷，在字裏行間反映了當地人對自由的冀望，就如茶館中的熱茶，令人在壓抑之中仍感到絲絲暖意。

幽靈飄盪的土地

如果Emma Larkin一書是因緬甸的國飲奶茶而寫成的，那Pascal Khoo Thwe在2002年完成的自傳From the Land of Green Ghosts: A Burmese Odyssey，就是用緬甸少數民族巴東族（Kayan Padaung，即俗稱的長頸族）的米酒釀成的。

From the Land of Green Ghosts是一本由翻第一頁起，你已經知道結果（不是結局，作者還未死！）如何，但仍會愛不釋手地翻下去的書。在緬甸土生土長的Pascal，其前半生的經歷，就是當代緬甸的縮影。作者是長頸族人，書的前半部是其童年時的山居歲月。其族人的風俗、傳說、天主教與原始宗教共冶一爐的信仰、開放的男女關係和家庭觀念，是讀來趣味盎然的人類學讀物。

至中段，作者成為其族群中首個上大學的人，在1988年於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邊讀書邊在中菜館當侍應賺取生活費，才是戲肉的開始。此時，他遇上在劍橋大學教英國文學的John Casey博士。這次命運的相遇，既改變也拯救了Pascal的一生。1988年的民主運動，令作者被迫停學、愛人被殺、作者也走上逃亡之路，加入遊擊隊。在生死存亡之際他寫信給John Casey，而這一封信，最終令他逃出泰緬邊境，走進劍橋，更成為首位在劍橋大學畢業的緬甸「土著」。

書名指的「青鬼」，就是在戰場上死不瞑目的厲鬼。緬甸這百年以來經歷過多場戰役和內戰，還有高壓政權下的殘酷鎮壓和酷刑，令枉死的冤魂，夜夜纏擾眾人的心坎。Pascal就是其中一個經歷過噩夢並仍常做噩夢的人，被殺的情人、同學、戰友和村民，不時在他的夢中出現，唯有嚐到或想到家鄉米酒，才可暫時解憂（米酒相信是全書出現最多的字眼，據作者形容，香檳的味道與他的家鄉特產差不多）。他的故事看似傳奇，但其在出走緬甸之前的經歷，在緬甸國內順手拈來就有一堆。《昂山素姬》電影中，那個負責監視昂山素姬，殺人不眨眼的守衛，在現實生活中就有一半家人死在軍政府手上；而我們在曼德勒隨便僱用的一名三輪車司機，就是曾逃到泰國的受迫害少數族裔撣邦（Shan）的難民。只是，沒有多少人能如Pascal那樣，「幸運地」（這種幸運是用性命換來的）逃了出去，還受了最優秀的教育，用世上最流通的語言告訴全世界他和緬甸人受過的苦難。

這是一本題材苦澀的書，但作者的幽默感和流麗的文字，令你每翻一頁也有笑與淚，在殘酷的政治現實中仍可看到人類尊嚴的美麗綻放，至作者排除萬難通過劍橋畢業試，與恩師John Casey和昂山素姬的丈夫Michael Aris一起走過著名的榮耀之門（Gate of Honour），任何讀者，也會為他鼓掌。

(原文載於2012年3月27日BBC中文網) 

順從「京意」棄唐取梁，早在上星期日特首選舉前已成定局，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小圈子投票」只是確認這個事實。可是，在短短一周內，中聯辦毫無掩飾地向選舉委員會成員施壓、傳媒迅速歸邊、再加上小圈子選舉結果與民間全民投票的結果相去甚遠，不能不令人感到白色恐怖的可怕。

根正苗紅的梁振英以將過半數的票數（689票）當選，既成了歷來得票最低的特首，也徬佛宣告著：香港，己由商人和公務員治港的年代，正式踏入幹部治港的時代。

白色恐怖的局面

香港特首選擇前夕，已盛傳中聯辦高度介入，雖無法完全證實，但選舉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實在巧合得難以叫人相信是個別事件。當局如何赤裸地干預傳媒？先有傳中聯辦致電《信報》（該報曾多次報道中聯辦插手特首選舉）老闆秘書施壓，香港記者協會已就事件發出聲明強烈譴責中聯辦公然破壞一國兩制，嚴重打擊新聞自由；然後有《成報》以「潤飾」為由竄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專欄文章，偷梁換柱，逼其挺梁；跟著在選舉塵埃落定後數小時內，挺唐的《星島日報》的侍服器被惡意攻擊而癱瘓，還有知名博客林忌在facebook上貼了維港兩岸燈光熄滅的照片，表示香港已死，卻被投訴為太暴力和煽動仇恨而被封戶口。

這一切是何許人的作為，那只無形的手來自何方，實在不言而喻。

更要命的，是在小圈子選舉前夕，由香港大學的鍾庭耀博士舉辦的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網站系統受到黑客入侵而癱瘓，令眾多市民有「票」投不得。一場模擬選舉也要動真刀真槍，真的沒份兒投，假的也不讓你投，大眾實在沒有不憤怒不心寒的理由。

不過，網上投票系統出現問題（而且網上投票時電訊公司會收取短訊費用）並未打擊市民的「投票」意欲。在港九多處的公開票站，市民願意冒寒親身排隊等上半小時以上投票。儘管這個只是模擬選舉，或更正確來說，是民意調查，但有不少受訪市民真的認為這是盡公民責任。

鍾庭耀的民意調查，被《大公報》評為錯漏百出，甚至被出身於功能組別的梁家騮譏諷為「不科學」，但仍然給小圈子選舉摑了無情的一巴掌。民調結果是共廿二萬多人投票，超過百分之五十四（即十二萬一千五百多人）投棄權票。

這與真正決定香港未來五年去向的小圈子選舉的結果相去甚遠。前者至少是二十二萬人的意願，其中十二萬人以白票對小圈子選舉作出控訴，後者卻只代表百分之0.017的香港人。這很清楚顯示，市民對現有的小圈子選舉實在不滿，而市民文明、冷靜、有秩序的表現，也反映出，香港確已有成熟時機去推行全面普選。

民意與實際行動之間的落差

但是，如何能把這十二萬人的意志化成能量，真正向北京說不，並向未來的梁特首管治班子施壓，取回香港這個主場，仍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且看特首選舉當天及前一日，縱然民間投票投得擁躍，但真正走出來以行動圍堵選舉會場會展中心的群眾，卻是鳳毛麟角。民間團體的動員能力大不如前，不同組織也缺乏協調，自顧自的遊行，有的留守會展，有的就轉去中聯辦，現場可見，最多也不過兩三千人。在這個關係香港命運的重要事件上，遊行人數和氣勢竟遠不如兩年前因反對高鐵而圍堵立法會的萬人空巷，更遑論與九年前的七一大遊行相比。

這次顯示了民間團體的號召力大為削弱，也沒有有魅力或幹勁的領袖出來牽頭，傳統的「名牌」壓力團體如民陣、社民連的號召力大為失色，就算是有眾多政治新星的人民力量，能動員的人數也不過千多人，情況實在令人憂心忡忡；更不消提民主黨和公民黨兩大泛民政黨的動員力，與其在立法會議席所佔的數目成明顯反比！

民間選舉反映了流選是市民的主觀意願，可惜結果對小圈子選舉是零影響，無法扭轉香港的命運；眾壓力團體現時又一盤散沙，縱然梁振英成了「低票數、低民望、低公信力」的三低候任特首，但要再次集合足夠力量阻擋惡法通過（選舉後梁已表明二十三條立法是憲制責任，等於明示了立法勢在必行），捍衛言論自由和法治等核心價值，實在是沒有樂觀的理由。

這次選舉，那雙背後操控的手已走到台前，而市民是看戲的多，行動的少。「香港已死」已不止是網民散播的危言，未來五年，香港即使未死，就是在一息尚存地掙扎。

(原文載於2012年2月28日BBC中文網) 不久前，《華爾街日報》編輯Hugo Restall發表了一篇名為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的文章，引起不少迴響。

單看標題，再比照今天的香港，不難理解為何此文一齣，觸動了多人的神經。尤其是他的結論：「在英國管治下，香港兼享雙方（指中英雙方）的好處，既有民主的保護，又有倫敦輸入的高效率而心存憂慮的行政人員。現在的香港卻兼具兩極的壞處：既有日益嚴重的貪污，又有專制政權加持的軟腳蟹本地管治班子。唯一的好消息，是傳媒還能自由揭發醜聞，不過這種自由也不知能再維持多久。」

有人批評，作者是洋人，自然認為香港在英國管治下比現在好，然後搬出華人曾經不能與洋人平起平坐住進山頂等民初時代的例子，以及港府警界之貪風也曾非常猖獗，力證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有多不濟。

但亦有很多人和應作者引述回歸前《遠東經濟評論》編輯Derek Davies的感慨：「「我只期盼並相信，在未來，不會有香港人對英國訪客說，香港還是在外國惡魔管治時比較好。」十五年後，越來越多人如此感觸。」

香港城邦論

由2003年五十萬人七一大遊行開始，不時可看到示威場合中有遊行隊伍拿出昔日的殖民地旗幟，也有不少人在網上發起群組，緬懷殖民歲月，再發展至近日由學者陳雲，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香港城邦論。（根據城邦論，香港不等於中國，香港要推行自治運動，最終走上城邦自治卻非獨立之路，而政府之間當然井水河水互不侵犯。作者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中國民運分家，以擺脫這種消滅港人尊嚴的中國情結，而香港也沒有人心回歸的必要）。

由此可見，十五年間，中共和特區政府在香港把去殖成為當務之急，甚至有中國官員動輒指責港人親英戀殖、港英餘孽，但人心未回歸是事實，社會愈想和諧卻愈分化也是事實，如今特首選舉上各黨派和利益集團的鬥爭害了香港的福祉也是事實。難道真的是洋人管治下，香港才有太平日子？

《華爾街日報》所指的──如香港有民主的保護，誠然有偏頗之處（香港卻從來沒有真正意義的民主，出現過的直選也只是曇花一現），但文中有幾個重點──相對廉潔、尊重法律、防止濫權的政府，確是英國人留下來的好東西。這是由麥理浩時代至回歸前的二十多年間，香港努力建立起來的，不管背後宗主國有什麼動機，那仍是香港之福。

動物農莊的局面

香港回歸的蜜月期已經過去，香港人也看清楚「五十年不變」的理念消失，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下，這十五年間，香港既無任何深得民心的政策出現，也無力幫助中國邁向廉潔民主之道，反而見證著我們在殖民時代最後二十多年建立、曾經緊抱不放的價值，有逐漸崩潰之勢。特首曾蔭權的貪污醜聞，雖至今未有定案，但已暴露出香港的廉潔社會有自身難保之勢。

昔日廉政公署乃總督特派，而總督又代表英王，押上的是英國王室的尊嚴和權威，不敢造次。廉政公署無私的形像，也可在多宗大案中反映出來，遠有葛柏案，近有冼錦華案，無分國籍種族階級，一視同仁。回歸後廉署能否保著這個貞節牌坊，實在令人擔憂。回歸以後，廉署向特首負責，但特首並非民選，他聽命的中央十之八九也離不開貪腐，維基解密就指出中共高層和高官在瑞士銀行擁有多達5000個賬戶，三分之二屬中央官員。而未來的特首，不論是哪位候選人出線，他們與中央和商界的關係千絲萬縷，代表了中港兩地不同派系的利益，比曾蔭權的公務員背景更為複雜。香港面對涉及宗主國的貪污舞弊，根本就束手無策。

莫說曾蔭權貪污指控是否成立，但權貴之間的往來所造成的瓜田李下，其實是越演越烈的仇富表現。這次特首選舉，票不在市民手裏，候選雙方背後都是大資本家，一方代表傳統左派勢力，另一方明顯有地產利益集團為後台，資本家刀光劍影，不論誰勝誰負，我們都只是蟻民，香港也將繼續成為中國的利益輸送帶和提款機。面對這個困局，即使不緬懷殖民的舊日好風光，現在真的難以令人說一聲「我愛香港」。

不能否認的是，港英時代，社會有歧視和矛盾，但「華人與狗」和「反英抗暴」的時代早已遠去，過去社會上大致容許不同的人物、角色和目的，不同利益集團可共生，左中右算是互不干涉侵犯，而不是今天的權斗。那時候，人還尊重彼此是人。英女皇是人，港督是人，小市民是人，「阿星阿差」（對印巴族裔的俗稱）是人，「阿燦」和「大叔」（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也是人。現在呢？我們被稱為狗，新移民是蝗蟲，議員是老鼠，未來特首是狼或是豬，現任的只是奴！

我們距動物農莊愈來愈近。

(原文載於於BBC中文網2012年2月3日)北韓宣佈由二月一日開始大赦罪犯，以紀念金日成一百歲冥壽及金正日七十歲冥壽；然後，北韓又譴責南韓和美國於二月底聯合軍演和現已生效的「韓美聯合應對局部挑釁計劃」。

北韓的新聞總是與政治畫上等號。政治犯、核武、死刑、國際安全、侵犯人權自由、飢荒等也成為與北韓出雙入對的字眼。普通人民的生活面貌，幾乎完全與外界絕緣，彷彿這個國家就只有姓金的當主角，其他人卻面目模糊。

在金正日去世前不久，我和幾位港澳朋友參加了旅行團去北韓，就是想一窺這個離我們這麼近又那麼遠的國家的面貌。

在北韓，我們見得最多的有兩類人──軍人和婦女。軍人在此不詳談，在這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許多地方有他們的影蹤。伴著他們而來的，往往是一律穿上傳統韓服的婦女。她們充當親善大使，為遊客介紹景點，給遊客拍照，掛著的是一樣的表情，沒有多餘的笑容。問到她們最喜歡哪個地方或哪一件展品，她們都有一套沒有自己意見的樣板答案。

也許如傳媒所說，在北韓難以看到真正的北韓。不過，在樣板之下，偶然仍可窺到人性的渴望；而我們這些外國人，有時反過來成了他們了解外界的窗口（當然，能夠和外國人接觸的已是北韓的特權階層）。隨團的女導遊從沒離開過北韓，她私下也坦言，她是從遊客口中才對外界略知一二。

選條「好褲子」

我們都是女性，很自然就聊起愛情婚姻。女導遊約廿八歲，大學畢業，通曉韓中英三語，單身。她說，她還沒找到她心目中那條「褲子」（北韓對男性的俗稱）。她繼續解釋，北韓最吃香的男人有以下條件：大學畢業、曾當兵、是勞動黨黨員。可見，平壤婦女和其它亞洲國家的女性都會有很相似的處境和擇偶條件。她們受過高等教育，經濟獨立，但仍有傳統的想法，就是找個經濟上可依靠、各方條件也不低於自己的男人作終身伴侶。但北韓的人口長期男少女多，加上女士的擇偶要求高，平壤因而也有俗稱「剩女」、雅稱「盛女」的出現。

近來有報導指出，南韓強勢的流行文化和電視劇，經過地下途徑流入北韓，也影響了北韓婦女的愛情觀。有脫北者指出，軍人已不再炙手可熱，如韓劇中的一號男主角般體貼溫柔、二號男主角般尊重（甚至是寵愛）女性加上有經濟能力的男人才令女生們趨之若鶩。平壤坊間最流行的新詞是「熱、大、持、器」，指的是男士要有「熱烈的愛情」、「大學畢業」、「持勞動黨黨員證」和、「有能力具備五櫃六器」（指幾類常用家庭電器和家俱）。

我們沒有機會與一般的北韓婦女聊天，無從考證一般婦女的擇偶觀念的轉變。不過，在遼寧的邊境城市丹東前往北韓時，我們看見有能力在兩國邊境穿梭的北韓人，推著一箱又一箱的電風扇、電視機和電冰箱上火車回國。舒適的家居和小康家庭生活，又何止是北韓女性獨有的渴望？

女人三十

由擇偶條件，我們談到跨種族和國籍婚姻。其它國家的「剩／盛女」，還有一個嫁得出的方法，就是把找對象的範疇擴大，可以是跨地域，也可以是跨種族。但北韓的單身女子又如何？這反而引起了北韓導遊的興趣。我先是明知故問：「北韓人能夠和外國人結婚嗎？」她搖搖頭說：「不可以。」歇了一會，她猶疑又好奇地問了一連串問題：你們國家可以和外國人結婚嗎？這個現象很普遍嗎？結婚以後在誰的國家生活？孩子會說什麼語言？

不難想像，在這麼一個封閉的國家，「異族通婚」是很新奇的概念，儘管這在朝鮮王朝或以前並非聞所未聞。女導遊發問和聆聽答案的神情，帶著既羨慕又難以置信的眼光。

當她聽到我說香港許多女性年過三十才結婚或仍沒結婚時，她如放下心頭大石地舒一口氣。她沒有多說話，也不便多說，一切盡在不言中。也許，她是知道「剩女」無國界而不再感到孤單。這就有如在荒漠中找到同類，有種互相扶持的鼓勵和安慰。

在這個與黑暗和暴力關鍵詞形影不離的國家，也有它對情感的焦慮、渴望和希冀，只是我們難以在任何媒介中看到。愛情與政治相比起來，是何等微不足道。

(原文載於2012年1月31日BBC中文網)

曾幾何時，港產片風行亞洲，香港的戲院遍地開花，全盛時期，全港戲院的總座位數目超過十三萬，現在卻只剩下四萬多。香港碩果僅存的民營戲院新光戲院近年屢傳結業，狼來了的故事終於成真，二月中便關門大吉；位於銅鑼灣購物區心臟地帶、集團式經營的時代廣場UA戲院，也因無法繳付天價租金而讓路給奢侈品牌專門店，於今天暫時結業。

小店鋪因業主加租而被迫遷或結業，時有聽聞，但現在就連集團式經營的戲院也被迫遷出地鋪不能見陽光，要像香港的小書店搬往更高的樓層，這對香港的文化、娛樂和消費版圖帶來了怎樣的衝擊？

UA戲院在十八年前落成，現在的仍是九十年代的設施。戲院要暫別，意味著未來的戲院應有更好的視聽效果，有影迷拍掌叫好；但同時又有人發起於今天在戲院門外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反思大批旅客來港對香港生活模式的衝擊。

連戲院這些供大眾娛樂的場所也失守，變成樓上鋪，不能全怪遊客。地產霸權這個毒瘤恐怕才是真兇，看看以下數字就知道，何以銅鑼灣成了繼紐約第五大道後全球租金最高的地段。

地產霸權趕絕戲院

時代廣場UA戲院每月租金一百一十萬港元，據知，其一年的營業額約四千萬港元。而法國奢侈品牌以二千萬元天價月租奪得戲院的鋪位，這是一個即使戲院天天全院滿座也不可能負擔的數目。據推測，該名店也預計如其尖沙咀分店般，每月營業額過億，二千萬元月租，真的不算什麼。

在六至七十年代，政府發展衛星城市時，於賣地招標時規定每一千人口要有三十八個戲院座位，以吸引市民遷進新市鎮。戲院不單是消費場所，還是文娛生活的一部份，八十年代全盛時期，香港的戲院有一百二十多間。現在呢？隨著時代廣場UA和新光戲院結業，戲院總計有四十八家，戲院座位與人口的比例是1:179（數據由香港旅遊協會提供），遠不如其它亞洲城市（如台北是1:78），只是略比曼谷好一些。

戲院衰落，與現代人娛樂模式改變（如家庭影院的普及）當然有關，但最致命的理由，仍是租金瘋狂上漲，令戲院無法營運下去。現在許多戲院已沒有大銀幕，而是一院多線的迷你影院，且都設在商場內，是零售商店多於文娛設施。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更是完全沒有戲院。時代廣場UA和新光結業後，銅鑼灣其餘三間戲院的一千三百多個座位就要照顧整個灣仔區至北角的市民需要；九龍的佐敦、深水埗和新蒲崗，以及新界的上水、粉嶺和大埔更是連一間戲院也沒有。經營戲院多年的崔顯威直言，戲院數量嚴重不足，是剝奪市民欣賞電影的權利。

乏味的消費娛樂景象

戲院撤離市中心，取而代之的是連鎖式名店，這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瑞銀最近發表的《2012 年，每平方米可賺幾錢？》研究報告指出，香港零售業已漸漸變得單調和千篇一律，無複過去百家爭鳴的零售文化。

的確，當你來到昔日有小銀座之稱的銅鑼灣走一趟，日資百貨公司受不住高昂的租金而在多年前已全面撤出，代之而起的是一間又一間的鐘表珠寶店、國際高級時裝品牌、化妝品店、星級酒店和餐廳，通通都是全球集團式經營。現在的局面，已不止是容不下小商店那麼簡單，而是連本地集團在國際連鎖品牌的「強勢入侵」之下，也面臨生存空間收縮的問題。

以上這些店鋪想賺誰的錢，最終受惠的是誰？答案再明顯不過。這種全面依靠內地旅客消費的經濟模式，連文娛空間和百年老店都要讓步，變相是邊緣化了具消費能力的普通市民。在這個中港兩地人矛盾加劇的時刻，香港的地產商再次利字當頭，確是叫人十分氣憤。當我們指責部份內地同胞財大氣粗時，我們香港還不也有很多勢利小人？

曾經，香港的戲院是百花齊放的，好些戲院更會播放特定的類型片。如今，銅鑼灣、灣仔和油麻地多間色情影院早已銷聲匿跡；以播放藝術電影聞名的影藝戲院雖起死回生，但已遷離灣仔，而且不再以文藝片為主打，為了交租也不能不上映較有票房保證的電影；唯一的民營戲院新光也完成它的統戰任務（新光曾是香港左派大本營，主要上映國產電影和上演粵劇，回歸前是舉行國慶晚會的地方），儘管經過粵劇界多番救亡也將於二月中無法續命。的確，對負責營運新光的聯藝機構來說，既然已無政治目的，何苦還要每月繳交數字驚人的租金？

華麗的商場和商店，香港從來不乏，失去的是靈魂。

(原載於2012年1月號讀書好。雜誌上的印刷有錯誤, 把數期前出過的文章混在一起, 在此再登一次正確版本。)

世上有不少地方，因一些文學作品或電影而一夜成名，成為遊客追捧的目的地。不過，因為文學和電影取材而成名的地方，索性把地名也改成迎合大眾口味的名稱，大概就只有中國才做得出來。2010年，張家界南天一柱更名為阿凡達哈利路亞山（對比一下紐西蘭，他們沒有因《魔戒》而把自己的山水稱為中土世界！）；而早在1997年，雲南省政府宣佈，James Hilton的幻想小說Lost Horizon（中譯《消失的地平線》）中的虛構國度「香格里拉」就在迪慶藏族自治州，至2001年，國務院批准迪慶州府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就是這個「宣佈」和「批准」，中國的主權從此伸延到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去了。 

香格里拉來了

《消失的地平線》是1933年面世的作品，但到今天依然膾炙人口。James Hilton想像出來那個大名鼎鼎的理想國，在不同年代也令人神往。如美國總統的度假勝地大衞營，在1942年時就曾被羅斯福名為「香格里拉」，至1953年才被艾森豪威爾更名為大衞營。到1970年代，郭鶴年也以「香格里拉」之名建立他的酒店王國。相信James Hilton做夢也想不到其作品的威力無遠弗屆。

James Hilton是英國小說家，也是荷里活編劇，他的著作有二十多部，電影作品Mrs. Miniver更令他贏得1942年的奧斯卡最佳劇本。《消失的地平線》的描述手法也就如電影般，讓讀者緊隨四位在阿富汗被騎劫的主角，至飛機失事在西藏高原流落，發現了一間喇嘛寺，從而進入世外桃源。

今天看來，故事有點俗套，確是難以想像何解這部作品當年暢銷英語世界，甚至改編成電影和音樂劇。而更叫人費解的是，為何中國如此厚臉皮，成了香格里拉的代言人，更令《消失的地平線》成為雲南讀物（在雲南許多旅館，總有一兩本放在書架上供人借閱）？

雲南不是不漂亮，書中描述的雪山峽谷高原湖泊，它也有齊；大家熟悉的藏族圖騰如寺廟、經幡、瑪尼堆和身穿紅袍的僧侶，也沒有或缺。可是，這並非雲南獨有。香格里拉的正確位置一直存在爭議。James Hilton在書中有描述過主角乘坐的飛機被劫時在喀喇崑崙山脈的上空飛過，然後在崑崙山脈以西的西藏高原墜落。因此，中國的滇川藏區、巴基斯坦的罕薩山谷、甚至尼泊爾和不丹，也稱自己才是香格里拉。

要找出哪裏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並無意義，倒是由「香格里拉」的出現到現在這八十年間，仍叫東西方社會的凡人趨之若鶩，才是更為有趣的現象。

世外桃源的本相

曾到過美國麻省郊區一個由流亡藏人在山上開設的農場，附近有些由他們的支持者開設的商店，主題無不與靈修和「心靈雞湯」有關，而在四處飄揚的經幡之下就是“Free Tibet”的標語。不止這裏，在溫哥華、在倫敦、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在任何一個西方大城市，你也很容易看到，西方社會呈現的西藏文化，就等於寧靜、和諧、出塵、神秘、獨立於世。在傳媒的耳濡目染下，有時連藏人甚至是中國人也不知不覺對號入座（除了「獨立」這個特質，尤其對中國人而言）。

西方社會對「神秘的」西藏的嚮往，很大程度就是受《消失的地平線》和Cyril Hoskin於1956年寫成的暢銷小說The Third Eye這類作品影響而產生的。

不過，只要你曾到過藏區，或對西藏歷史有點了解，就會知道這片高原根本沒有多少安寧日子。但為甚麼這個扭曲的形象如此深入民心？

這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英俄的大博弈不無關係。英國於1904年入侵西藏，使其成為俄國與印度之間的緩衝區，以保護英國在印度的利益。根據Alex McKay的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 to 1947，英國人在此時發現，西藏高原的神秘形象，與中國和俄國截然不同，而神秘形象突出了這片地域的獨立身份，有助保持英國的利益。

英軍只是進駐了西藏，並未成功殖民，據密芝根大學的佛學和藏學教授Donald S. Lopez Jr.的著作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指出，由於西藏從未成為任何一個歐洲的殖民地，所以對歐洲人來說，又抹上了神秘的色彩。他指出，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要是一個人行蹤不明，就會說他去了西藏，這在當時是很時尚的說法。例如福爾摩斯的故事「空屋」中，他告訴華生自己死裏逃生後，「在西藏遊歷了兩年，常去拉薩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幾天為樂」。

由此可見，西藏高原的淨土形象，歐洲人的經營可謂「功不可沒」。有趣的是，中國現在是積極配合西方打造出來的「香格里拉」，全力發展藏區的旅遊。這片中國稱之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土地，偏偏就用上了給予西藏獨立形象的「香格里拉」作招徠。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在這片高原上，也是各取所需。而對遊客來說，要來朝聖一睹書中香格里拉那座神奇的喇嘛寺的人間倒影，無論是中甸的松贊林寺或德欽的飛來寺，還是拉薩的布達拉宮，盛惠百元。香格里拉，明碼實價。

最近我才發現自己有一個創舉，就是沒有交過電費，用電量少得甚至連政府給每戶的電費補貼金額也沒用完。跟許多朋友談起，大家也認為這是城市奇談。其實只要選用有能源效益的節能電器，再加上沒有過度浪費，不用太刻薄自己，還是可以過著挺舒適的低碳生活。

燈光背後

可是，作為一個家居用戶，最近愈想愈不對勁。無論我個人如何節能，似乎還是難以逆轉地球氣溫愈來愈高的命運。尤其踏入12月，香港散發濃濃聖誕氣氛的時候。其實，香港的聖誕來得愈來愈早。早在11月初，維港兩岸的聖誕和新年燈飾已亮起，各大商場也有閃閃生輝的聖誕裝飾，銅鑼灣時代廣場和尖沙咀海港城等人流量甚多的娛樂購物熱點，更是長期不夜天，讓人根本無法分辨白晝與黑夜。

這一個又一個發熱發亮的燈泡，加上節日的喜慶氣氛，讓人無法聯想到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召開被譽為人類拯救地球最後一次機會的德班氣候峰會。會議將於本周五結束，而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8月時推出的《紓緩氣候變化：從樓宇節能減排開始》公眾諮詢文件，也很「應節」地在兩天前結束諮詢。香港人對於這場關乎人類命運的氣候之戰，是「處變不驚」？還是有所承擔呢？

德班氣候峰會，各界也不看好，要各國定出具法律約束力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協議，困難重重。《京都議定書》雖於2003年已適用於香港，但由於中國不屬於議定書附件一所列的國家（已發展國家），所以沒有外交的香港也可逃過減排責任，不用遵守在2008至2012年間，把排放量降低至比1990年的水平少百分之五。

不過，香港這幾年間，在民間、商界和政府自願的情況下，也有好些減排措施；可是，大規模和強制性的減排方案卻遲遲未出爐。而可持績發展委員會推出的《紓緩氣候變化：從樓宇節能減排開始》公眾諮詢，雖是姍姍姍來遲，但總算是再踏出了一步。

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多來自建築物（佔總排放量的六成），而建築物的耗電量則佔全港總耗電量的九成。因此，去年制定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於明年開始全面實施，可說是香港履行減排責任踏出第一步。不過，條例中有些節能措施仍容許業主自行決定是否執行，而現有政策也沒有誘因鼓勵執行，這種自願性的做法收效有多大，一直為眾環保團體質疑。

至於剛截止的樓宇節能減排諮詢文件，可持績發展委員會已經提出多項節能建議，包括淘汰鎢絲燈泡、擴大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簽計劃的範圍、還有牽涉許多利益集團的改變電費架構問題。

電費與減碳

一講到電費，遙遠的氣候問題就變得很實在切身了。電費架構是計算用電量收費的方法，一般人也會認同多用多付的累進收費原則。但以香港最大的電力供貨商中電的收費方法為例，住宅用戶和中小型商戶是累進收費，而大用電量的商業用戶則是以累退制的模式計算電費，簡單來說，就是用電愈多，電費愈平。

全港有三分二溫室氣體由發電產生，而商業用電佔全港用電量七成，十年間的用量更急升三成。也就是說，無論我等一般市民本身如何節能，也無法彌補商業用戶的耗電量，即使住宅用戶的用電量有減少趨勢，香港的總耗電量還是不跌反升。

香港的商廈和商場燈火過亮和空調過冷，一直為人詬病。政府未有定下明確的減排目標，再加上受惠於累退制，實在沒有節能的誘因。中電雖有八成多的客戶皆以累進制收費，但據綠色和平的推算，享有特惠的「大量用電價目」及「高需求用電價目」客戶，雖僅佔整體中電客戶的0.19%，但卻耗用全港近42%的電量。可見，如不改變現有電費架構，無論小市民如何節能，根本無法達到減排的效果。

諮詢文件建議把電費架構改作累進收費，實屬美事。可是，身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的陳智思也承認，此舉牽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現屆政府基本上不可能完成改革，唯有期待下一屆政府牽頭完成。以政府行事的效率，也就是說，徹底的減排遙遙無期。

香港政府也有提出為應對氣候變化，使用核電的比例由現時的23%，提升至2020年的50%；而中電也計劃在清水灣以東海面建67颱風力發電機，發展可再生能源以增加電力供應（然後再加電費，預計市民每年要多付2%電費）。當一切以潔淨能源為包裝時（但核能既不再生也不潔淨，福島的陰霾也清楚證明這點），為什麼沒太多人質疑，香港根本不用增加電力供應，而只需要改變現有的電費架構，鼓勵商戶節能，就能真正轉型發展低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