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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 | 2nd Mar 2010, 19:05 | 影像音圖文誌 | (206 Reads)

(原載於《讀書好》2010年3月號)

學成為了現今莘莘學子履歷表上不可少的東西。家長爭着為兒女報名,好讓他們增強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為的是讓他們將來找個好飯碗。有誰想到,百多年前,漂泊的遊子,為的不是高薪厚祿,而是因肩負着救國救民的重任才放洋遠去?

花旗國奇異旅程

容閎可算是開創中國人遊學熱潮的先驅。用旅程來比喻「遊學之父」的一生,有點俗套,但無疑,容閎一生中不斷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穿梭,在沒有飛機的年代,他的足跡仍遍及港澳、江南、北京、台灣、美國、秘魯和英國等地。更重要的是,容閎的旅程不但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他由香山(現今珠海)的一名村童,成為首個在耶魯大學畢業的華人;他在科學與民主的國度成長,卻念念不忘衰敗落後的中國,致力在晚清期間推動「留美幼童」計劃,希望中國的孩童也可以像他一樣能在美國接受良好的教育。

所以,說他的回憶錄是一本遊記也實不為過。

容閎於1912年逝世,在他去世前三年,亦即滿清的最後歲月裏,他在美國彼邦寫成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詳述了他在美國求學時的文化衝擊,以及返回以文明古國自居的中國時所受的「reverse culture shock」。中文版由惲鐵樵、徐鳳石合譯,名曰《西學東漸記》,用文言文寫成,19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無論是英文原版還是翻譯本,畢竟出版年代久遠,曾有一段時間絕了版。中譯本在八十年代方重印,而英文原版的重印更是近期的事。

容閎用輕巧平實的筆觸,記下他那充滿異國風情的環球旅程。他不似滿清的大臣們,以獵奇或厭惡的眼光去看「夷人」的文化,而是欣然地學習和接受。這大概與他年幼時(1835年)就受到西洋文化的薰陶有關。他曾在華洋雜處的澳門進入西塾跟隨郭士立夫人學習,隨後又就讀於香港摩利臣山的馬禮遜紀念學校。那個保存至今的大三巴,容閎在年幼時也不知在那條寬敞的石階上走過多少遍。他筆下的摩利臣山,仍可看到開埠之初那個水深港闊的美麗港口,今天我們就只能看看老照片想像了。

作為第一代「番書仔」,容閎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所見所聞是清新美麗的,他所描述的風景民情,在百多年後的今天竟然逃過滄海桑田的變遷。容閎曾入讀的大學預備班──麻省的孟松學校,至今依然作育英才,耶魯大學的校園傳統依舊,康涅狄格河的河水依然流過他當年安排留美幼童居住和上學的小鎮春田(Springfield)。那些宏偉的教堂,還有教堂的鐘聲,那些維多利亞式建築,還有那分明的四季,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容閎在回憶錄中着墨最多的,仍然是中國,這大概是因為「reverse culture shock」太深刻,也大概因為他救國深切。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正好是新英格蘭之相反。到了今天我們仍可在美國找到留學之父和留美幼童的足跡,但在中國,大多只能透過文字和圖片,去聯想當時的情景。

廣州荔灣區的珠光路,就在清代相當繁華的商貿中心十三行附近,今天依然是車水馬龍的景象,只是那些騎樓都變了高樓。1855年,容閎學成歸國,就住在今天珠江路上的鹹蝦欄。如果你到google「八卦」一下,就會知道,今天一些廣州市民仍然認為當地陰氣重,很猛鬼;因為,容閎的住所,距離當年的法場就僅僅幾百米而已。

當年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為清剿太平天國,下令凡通匪者,一律格殺勿論。單是在1855年夏天,就有七萬五千人被殺。容閎有一天出於好奇而走去看看,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他目睹的恐怖情景:「一日,予忽發奇想,思赴刑場,一觀其異,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刑場四周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地上之土,吸血即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為汙池。」

今天的珠光路上,還有鹹蝦欄巷和法場地的路牌,附近還有一所小學。又有誰會記起,這位中國的教育先驅,就是在這裏看到滿清的麻木不仁,更加堅定他推動中國的教育改革,把他於新英格蘭感受到和學到的人文精神,在中國的土地上發揚光大。

逃避納粹棲身上海

容閎和留美幼童的漂泊,可說是自願的。但有另一群人,他們的旅程並不是吃喝玩樂,也不是求學探險,而是逃亡。

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上海成為猶太人逃避納粹迫害的避難所。有看過由Anna Sophie Loewenberg(又名蘇菲)主持、在網上熱播的Sexy Beijing,都會知道蘇菲的父親七歲時正是在1930年代跟隨她的祖父逃亡來到上海的德國猶太人。單是那十年,上海就收留了二萬名猶太難民。

2008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Irene Eber教授所翻譯和編選的Voices From Shanghai: Jewish Exiles in Wartime China,就是這群猶太人的書信結集。

與容閎筆下的廣州和香港不同,猶太人在上海的足跡,若隱若現地保留了下來。虹口曾是這些「無國籍難民」的安置區,但今天除了一個猶太博物館,幾乎找不着痕跡;不過由顯赫的猶太家族沙宣在1920年代所建的和平飯店與陝西北路的西摩會堂,卻是活生生的猶太印記。而在靜安寺附近的少年宮,正是昔日嘉道理的大宅。這些我們熟悉的名字,是十九世紀已在上海發跡的猶太家族,他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不斷接濟歐洲猶太難民,書中一封由一名叫Annie F. Witting的難民寫給朋友的信,就記述了嘉道理援助難民的情節。

本書也收錄了不少猶太作家、詩人、演員和藝術家的詩歌、書稿和信札。儘管他們是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原因來到上海,但他們當中有人視上海為希望,也有人視上海如地獄,在集體回憶之中也見到不同的個人體驗。Annie F. Witting看到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她既看到中國工人如何吃得苦,領微薄的工資和住狹小的房子(和今天的民工境況差不多),同時她也看到穿着華麗和服的日本女士在大街上穿梭,豪華的汽車和洋房林立的街道,還有叫人醉生夢死的俱樂部和電影院,甚至是文人流連的圖書館、咖啡館,也在這個地方共生着。她眼中的舊上海是美好的,而她的這個上海,至今在某些角落仍留下昔日的韻味。

相反,猶太演員Shoshana Kahan打從踏足上海的第一天就恨這個地方。她在戰後出版的日記In Fire and Flames: Diary of a Jewish Actress就記載了她在虹口的困境。Voices From Shanghai選錄了這個部分,呈現了虹口的髒亂幽暗。難民的故事雖然多是悲慘的,但全書讀來卻不乏趣味,其中學者Will Tonn的一些短篇,就呈現了四十年代中國人和猶太人在日常交往中的趣事。

在上海的咖啡館裏讀着這本書,就像走進這個城市的過去,一窺鮮為人知的上海猶太人歷史。


[1]

錢鋼有著書《大清留美幼童記》,裡面有記述多個留美幼童的事跡,再版書後有張清單列了每位幼童就讀的學校名稱、科目等等,連他們在美國大學的同學錄也有。


[引用] | 作者 shumc | 3rd Mar 2010 20:48 | [舉報垃圾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