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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仔 | 6th Sep 2011, 22:22 | 我城我事我友 | (222 Reads)
(原文載於2011年9月6日BBC中文網)  九月是新學期的開始,莘莘學子回歸校園,好不熱鬧。餘波未了的香港大學仍是各界的焦點:自八一八港大百年校慶、李克強訪港並大駕校園而引發對人權、新聞和學術自由的爭議,幾個星期仍然揮之不去,本欄也為此連續討論了兩個星期。

當學生、記者和社運人士高呼捍衛自由,以遊行、示威和請願等行動證明港人對自由的執著之際,有沒有人真的問過一句:除了在重要時刻如六四、七一外,香港人何時會再走前一步,不單止是「捍衛」自由,而是真正的「實踐」自由?

由捍衛自由到發揮自由的力量

捍衛只是最基本的防線。「自由」本來就是基本人權。真正善用自由的人,會培養出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從而開拓更廣闊的視野。但在香港這片號稱中國最自由的土地上,卻越來越似奢侈品──只因奢侈,才需要捍衛。

八一八之後,專上學生聯會向各大學校長發表公開信,要求各大學承諾捍衛大學自主,而數間大學也發表聲明,表示會維護學術自由。

這些站在道德高地的聲明和響應,永遠不會錯,關鍵卻是如何實踐,而且不單是校方,還有學生。當自由受到衝擊,有學生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捍衛基本人權,其情操誠可貴。

可是,我們為什麼總待自由受到踐踏而快將失去之際才熱淚盈眶地站出來?而在集會之中漫罵之聲又比理性的討論和批判更為兇狠。平日在校園內,學子們除了最擔心GPA過不過3.0、履歷上有沒有遊學體驗等可在職場增值的東西外,他們有沒有充分發揮大學的核心價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學術、自己的人生、甚至對整個世界作出理性的辯論和思考?

資深傳媒工作者張翠容就在自己的專欄中指出了一個客觀的現實:在校園內,嚴肅的講座總是不叫座,除非講者是政經或娛樂界的「明星」,如少女模特兒周秀娜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才能座無虛席。這本應體驗了大學雅俗共賞、有容乃大的精神,但現實是,更多時是大家一睹明星風采後,就人去樓空,再無更多的思考和討論。

此外,張也提到一個香港人普遍患上的疾病,就是「偏視症」──中國權貴的一言一行動輒得咎,而對西方的權貴沒有同等的批判能力。比如同是香港大學金主的李嘉誠和索羅斯,他們同樣具爭議性,可是傳媒和學生對他們的態度和待遇就有天淵之別。

沒有全面的批判思維,不止是學生的問題,這反映了培育社會棟樑的大學、甚至整個社會也有根本性的缺陷,令我們享有自由而無從全面發揮它的作用。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學

大學的發展方針變得急功近利是不爭的事實。以事件主角港大為例,現今的最高管理層幾乎沒有人文學科的學者,而早在2006年文學院重組也令人文學科被切割得遍體鱗傷,當時就有「變相殺系」的聲音。五年過後,今天形成了商學院、醫學院和法學院這些傳統而來最賺錢(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未來的出路)更強勢,文學院形同虛設。大學即使在亞洲排名經常名列前茅,也難以如西方的文理商兼重的傳統名校一樣能成為引領世界思想潮流的先驅。

此外,學術自由還要講求氣節,可在不受任何權力影響下有自由追求學問。香港的大學,若與內地各大學相比,相對較少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這道防線其實也岌岌可危。

另一名資深傳媒工作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在信報撰文指出:「革命者取得政權之前一定要滲透大學,之後還一定要顛覆大學,不然不能改造社會,鞏固統治」。

於是,除了有2000年港大民調風波(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助理路祥安透過港大校長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施壓,要求停止有關特首及政府的民意調查)外,回歸前後,各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當上全國政協(但現任港大校長徐立之仍未進身政協),擠身權力機關之列;今次李克強更指明要送禮給港大(可沒有人深究為什麼只有港大受惠?),由中央設專項資金每年讓香港的龍頭大學一千名師生到內地進修,而港大亦沒有拒絕這筆捐助。

這些舉動,令人不禁要問,大學的風骨哪裏去了?校長們一一向權力靠攏、權貴的捐款也勿圇吞棗地收下,「自由」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交換的籌碼。

大學可說是城市的靈魂,現在有什麼大學,將來就有什麼社會棟樑。說得浪漫一點,一百年前,香港這片自由之地(還有港大的前身西醫書院)孕育了孫中山,繼而改變中國的命運;而今天,香港仍是中國最自由之地,但我們可有再次影響中國的胸懷?若我們仍把「自由」當成寶物收藏,只在有人想奪走的時候才挺身而出,而無法將之變成長存的人文精神──對國家和世界也有人文人道的關懷──則我們的防線,終會有被攻破的一天。